“這樣的評獎，合理嗎？我當時有點激動，忍不住問他們。”

“作為真正解決關鍵技術的研究所，為何在某重大科技項目的獲獎單位排序中，才排第四位？而一些牽頭單位，甚至是地方政府卻排名一二，可他們幾乎沒在科技上做多大貢獻！”

盡管已經過去多年，但每每談起一次有關科技獎勵制度問題的調研見聞時，全國政協委員、交通運輸部水運科學研究院副總工程師蘇國萃總是按捺不住激動的情緒。

在此間舉行的全國兩會科技界別小組討論會上，他再次說起這個問題，“我也知道是老話題，但尚未真正解決，我們還要等下去嗎？”

后來，這家解決關鍵技術的研究所負責人告訴蘇國萃，他們曾找過有關部門進行復議，結果對方態(tài)度強硬，“如果不接受這個結果，你們連獲獎名單都上不了”。

這讓蘇國萃真切地意識到，為何目前現有的一些科技獎勵，非但沒有起到激勵作用，反而挫傷了部分科技人員潛心鉆研技術的積極性，“相比行政人員的強勢，科技人員成了弱勢群體”。

科技獎勵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讓蘇國萃欣慰的是，3月5日，國務院總理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要“改革科技評價、職稱評定和國家獎勵制度”。

在不少政協委員看來，明確將改革科技獎勵制度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是一個信號。

作為曾任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九屆、十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的老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程津培還發(fā)現，此前政府工作報告在提及科技評價和獎勵機制時，前面所用的動詞更多的是“完善”，如今，這個詞變成了“改革”。

“看來是真的要改了。”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校長助理李曉明說。

這是科技界一個呼吁已久的問題。就在今年年初，科技界還因此掀起了一場輿論風暴。1月10日，作為國家基礎研究領域的最高獎項，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頒給了某計算機領域科技成果，隨后，不少人圍繞這一成果的含金量及其主要完成人展開質疑。

其間，中國計算機學會在其官網發(fā)布一條名為“建議政府退出國家科技獎勵評審”的建議，建議政府有關部門退出國家自然科學獎、技術發(fā)明獎和科技進步獎等獎項的評審工作。據介紹，該文件1月15日已被提交給國務院辦公廳、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科技部和教育部。

如今，李曉明把中國計算機學會的建議帶上兩會，并作為個人提案上交給了大會。

“我原封不動，一字未改。這也代表了我個人的建議。”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李曉明如是說。

這份建議寫道，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日趨完善和科技改革進程的不斷深入，實施多年的國家自然科學獎、技術發(fā)明獎、科學技術進步獎等國家科學技術獎(以下簡稱國家科技獎)，其管理體制和評審過程暴露出一些突出問題。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政府的科技評獎沒有建立有效的第三方監(jiān)督機制，無法對政府部門主導的國家科技獎評審過程中的作為實行有效監(jiān)督，容易在獎項評審過程中產生不端行為和滋生腐敗。

這種聲音近年來頻頻見諸報端。全國政協委員、海軍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主任尹卓在兩會上也談到這一問題，他說，“大家久居鮑魚之肆而不聞其臭。評獎獲利形成一條產業(yè)鏈，成了腐敗溫床了，這不是一兩個人的問題，是制度化的腐敗。”

“評科技獎，我參加了很多年，最后干脆不去了。”尹卓曾參與過一些部門的科技成果評審委員會，他告訴記者，“每次評獎前都會有人來做工作。如果你不收禮，他評不上獎就認為可能是你阻礙的。有的人就來踹門了。唯一避免風險的辦法：不參加了。”

尹卓說，一些科技評獎培養(yǎng)了一大批人，形成了黑產業(yè)鏈，因為企業(yè)如給產品貼上國家獎的標簽，銷路馬上打開了。許多企業(yè)都搭上了這一門路，其背后的運作都是拿不到桌面上的。

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大學教授高抒對此也頗有感觸。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在現行的評獎制度中，不少報獎人，有些還是有行政權力的領導，為了獲得看上去“亮麗”的材料，采用行政命令等手段，把不同個人發(fā)表的成果拼湊在一起，然后搞一個貢獻者排序。

進入評獎程序后，通過專家投票來確定獲獎者，然而，由于評審專家無法從提交的材料中判斷成果的性質和實際貢獻人，也難以提出對這兩個問題的疑問，因此在高抒看來，他們的投票行為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也就難以保證評獎的質量。

他說，這也是不少科技人員對一些獲獎成果，以及“誰應獲得獎勵”產生疑問的原因所在。

畢竟，政府不是學術共同體。

按照李曉明的意見，政府對專業(yè)發(fā)展和水平并不具有專業(yè)判斷力，盡管在國家科技獎評審過程中，政府部門會聘請相關領域的專家作為評委，但涉及的專業(yè)領域非常廣泛，在當今科技日新月異的情況下，政府部門難以把握各個科技領域的發(fā)展趨勢，也并不了解哪些專家在哪個領域具有真正的學術判斷力，所以評獎過程容易出現誤判、錯判。

他也同意計算機學會的意見，國家科技獎項評審工作交由專業(yè)學術機構和社會學術團體完成。

當然，對此科技界也有不同意見。

蘇國萃就認為此舉需要慎重，盡管他認為由政府來評獎“有不可取之處”，但他也認為，目前包括一些學會在內的學術機構還承擔不起這個責任，“我們對一些學會，還沒有足夠的制約和監(jiān)督機制，有的甚至成為‘二政府’”。

程津培也同意這一點，他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學會這個二傳手還沒受到足夠訓練，很難說能否承接好政府的這些職能。”

更為重要的是，他認為，目前所遇到的一些所謂權力尋租、利益交換的問題，在交予學會組織和評審的時候，就未必不會出現，“還是要有一撥人去組織，然后去找一撥人去評審”。

在李曉明看來，這恰恰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我承認，交給學會去評，依然可能出現問題，但這時候就需要政府出面監(jiān)管了。相應的，如果是政府來組織，誰來監(jiān)管呢？”李曉明說。

他說，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政府職能的錯位，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邊界不清晰。政府部門作為行政機構，在國家科技獎評審中擁有決定權，而專業(yè)學術機構和社會學術團體的作用卻沒有得到充分發(fā)揮和體現。

他援引計算機學會的建議說，政府部門應致力于建立評價體系、制定獎勵政策、遴選評選機構、構建評審平臺等管理和服務工作，為國家科技獎勵工作提供政策依據和機制保證，并嚴格監(jiān)督評審過程。

“這才是他們該做的事情。”李曉明說。

現在，他把提案上交給了全國兩會，他告訴記者，如此一來便多了一個渠道讓有關部門傾聽科技界的聲音，“希望他們有所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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